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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城县总述
作者:未知      来源:1992年新编盐城县志     更新时间:2011-07-14 11:01:35
     


    盐城县位于江苏省中部偏东,地处江淮之间,里下河腹部,新洋港上游。地理坐标:东经119°41'12"~120°23'39",北纬33°07'58”~33°31'57"。东北与射阳县相邻,东南与大丰县接壤,西、西北与宝应、建湖两县毗邻,南、西南与兴化县隔兴盐界河相望。1982年底,全县总面积1720.36平方公里,人口1210556人,每平方公里平均704人。 

    盐城历史悠久,建县已2100多年。西汉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或稍前,始建盐渎县,先属广陵郡,后属临淮郡。东汉建武十八年(公元42年),复属广陵郡。三国时曾一度废置。西晋太康二年(281年)复置,仍属广陵郡。东晋义熙年间,射阳、盐渎两县俱废,分其地置盐城、东城、左乡、山阳4县,盐城始有其名,县属山阳郡。北朝北齐时,属射阳郡。南朝陈、北朝北周时,属盐城郡。隋开皇初,属楚州;大业初,属江都郡。唐武德七年(624年),复属楚州。五代十国时的南唐、后周期间和北宋建隆年间,改属泰州。北宋太平兴国三年(978年),再属楚州。南宋绍兴初,属涟水军;绍兴三年(1133年),仍属楚州;绍定元年(1228年),属淮安军;绍定四年,属宝应州;端平元年(1234年),属淮安州。元时,属淮安路。明、清时,均属淮安府。辛亥革命后,直属江苏省。1914年,实行省、道、县制,属淮扬道。1927年,废道,仍直属省。1933年,属江苏省第十行政督察区。1934年,属江苏省盐城区。1936年,属江苏省第六行政督察区。1940年民主政权建立后,先后由中共盐阜地委(对外称八路军后方办事处)、盐阜区委直接管辖。1941年9月,属盐阜区。1945年秋,属盐阜分区;同年11月,属苏皖边区第五行政区。1946年4月,盐城县改名叶挺县,隶属未变。l947年2月,属苏北第五行政区。1949年4月,复名盐城县,属苏北盐城行政区。1949年10月,属苏北盐城专区。1953年l月,属江苏省盐城专区。1971年5月,盐城专区改名盐城地区,县仍属之。1983年3月,撤销盐城县,建立盐城市,盐城县辖境划分为盐城市城区和郊区。

    盐城自建县后,境域屡有变迁。汉初,东至海,南界海陵县,西界、北界均为射阳县。东晋义熙年间,因射阳、盐渎二县划分为盐城、东城、左乡、山阳4县,盐城县境变化较大。唐代,东至海,南界海陵县,西界安宜(宝应)县,西、北界山阳县。明万历年间,东西宽70公里,南北长90公里;东为海,西为射阳湖,南界兴化县,北界山阳县。清初,南界兴化县,西南、西界高邮州、宝应县,西北、北界山阳县,东仍至海。清雍正九年(1731年),阜宁置县后,北与阜宁县为界。此后,至本世纪30年代,境域未变。1933年,县境面积为3650.5平方公里。1941年9月,县境再析为盐城、建阳、盐东3县。盐城东以串场河与盐东县为界,北以皮岔河、盐河、直挺河、横塘河与建阳县为界,南以兴盐界河与兴化县为界,西以溪河与宝应县为界,总面积缩减为1320平方公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和建国初期,境域又有几次局部调整,1956年后未有变动。   

    县境处于北亚热带向南温暖带过渡地带。境内季风盛行,热量丰富,降水充沛,雨热同期。年平均日照时数为2311.2小时,夏季最多,春、秋季次之,冬季最少。年平均气温14.2℃。年内气温1月份最低,平均为0.7℃;7、8月最高,平均皆为26.9℃。年平均降水1005.5毫米,多集中于6~9月,春季相对较少,冬季最少。 

    境内平原辽阔,河网密布,土地肥沃,素有“鱼米之乡”之称。陆地面积1508平方公里,占总面积的87.66%,其中耕地面积137.42万亩,人均耕地1.14亩;水面面积212. 36平方公里,占总面积的12.34%。土壤有水稻土、盐土、潮土、沼泽土4类,其中水稻土分布最广,占耕地面积的71.87%。地表水年平均径流量4.24亿立方米,平均径流深度250毫米。地下水蕴藏量较多,水质较好。乔木类植物约有60多种,药材植物有300多种(其中野生的约150种),鸟类动物有50多种。特别是水生动植物品种甚多,数量丰富。

  


   千百年来,盐城人民为反抗封建统治者的压迫和抵御外侮,演出过一幕幕可歌可泣的历史壮剧。隋末,两淮农民义军领袖韦彻,于盐城称王达数年之久。出生于盐城县长建乡长建里(今属建湖县)的南宋左丞相陆秀夫,在国势垂危之际,挺身而出,坚持抗元。当元军攻破南宋守军最后的阵地崖山时,他背负幼帝,投海殉国,成为千古传颂的民族英雄。元至正三年(1343年),为反抗元王朝的暴虐统治,张士诚等人在白驹一带发动盐民起义,盐城人民踊跃参加义军,加速了元王朝的覆灭。明末,清兵渡淮南下,司石磐、孙光烈高举抗清义旗,曾与如皋等地义军汇合,收复盐城、兴化,事败后壮烈殉难。在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斗争中,刘天恨投笔从戎,追随孙中山、黄兴等人,先在武昌为保卫辛亥革命成果而奔走,后又出任江北讨袁军总司令。刘被诱捕后,在狱中仍痛斥袁世凯、张勋之流,惨遭杀害。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盐城人民前仆后继,英勇奋斗,开创了更为辉煌的业绩。早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即有不少进步青年,怀着追求光明、追求真理的满腔热忱,建立各种进步团体,学习和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1927年秋,县内第一个中国共产党支部在正便乡南舍诞生。次年1月,中共盐城县委成立。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反帝、反封建和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民众运动,如火如荼,此起彼伏。如1928年城乡人民开展的抗租、抗粮、抗债、抗捐、抗税斗争,1929年淮美中学反对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罢课斗争,1930年10月10日通过散发传单揭露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斗争等,在盐城现代革命史上写下了重要的一页。此后,尽管国民党反动当局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进行残酷迫害,革命的星星之火在这块土地上却越燃越旺,照耀着盐城人民前进的道路。   

    40年代初,盐城的历史发生了重大转折。1940年10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五纵队一部与新四军苏北指挥部二纵队一部于盐城以南狮子口会师后,盐城县抗日民主政权随之建立。未几,中共中央中原局(后为中共中央华中局)和新四军、八路军华中总指挥部迁驻盐城。1941年皖南事变后,新四军在盐城重建军部。在此期间,刘少奇、陈毅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盐城运筹帷幄,指挥华中军民开展敌后抗日斗争;文化界许多知名人士和热血青年,纷纷来到盐城,从事抗日救亡活动。顿时,盐城成为华中敌后抗日指挥中心。盐城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民主政府的直接领导下,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在抗日战争最困难的时期,全县地处交通要道的30多个集镇和较大村庄被日、伪军占领,抗日军民几乎是在日、伪据点的夹缝中同敌人进行殊死的斗争。解放战争时期,在国民党军队重兵压境和新四军主力部队转移外地的艰难条件下,盐城县的党政军民仍坚持原地斗争,直至全境解放。在硝烟弥漫的战争岁月里,盐城人民在进行武装斗争的同时,先后完成了政权建设、减租减息、参军支前、惩奸反霸、土地改革等各项任务,巩固了革命根据地,有力地支援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 

    在历次革命斗争中,特别是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盐城人民为夺取革命斗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为了祖国的解放和人民的幸福,全县有2000多名优秀儿女先后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出身于地主家庭的进步青年仇一民,毅然背叛地主阶级利益,投身革命阵营,为收编土匪武装而不幸牺牲。骆继乾、唐德芳、宋景煜3烈士,在白色恐怖笼罩全国之际加入中国共产党,为唤起民众而置个人生死于不顾,就义前高呼:“共产党万岁!”“苏维埃万岁!”曾参加过“五卅”运动和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的吕万林烈士,打入敌人内部从事革命工作的宋舞康烈士,在敌人的监狱中和刑场上,均表现了共产党人的崇高革命气节。抗日战争时期,一批本籍和外籍的革命烈士,如姚英、吴载文、刘保罗、隽杰、李初久、丘东平、许晴、方秉文、彭青恩、裴励、朱岐山、冯石华、唐齐贤、潘克、黄炜、徐冰、任佩芬、方强、艾侠、郭猛、陈忠、唐雨生、倪杰、杨斌、罗彬、余江、沈纯、王裕新、姚公铭等,有的是全国知名的作家和戏剧家,有的是中国共产党、抗日民主政府和人民军队的优秀干部,有的是普通的工人、农民和民兵,他们在同日本侵略者的斗争中,表现了中国人民坚贞不屈的民族气节和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解放战争时期,杨学富、张坤、卞乃秋、倪秀英、丁万松、晏步成、季忠、冯兆翠、冯兆开、胡特庸、程步凤等烈士,以毫不妥协、坚决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大无畏气概,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顽强的斗争,在即将看到胜利曙光的时刻,为新中国的诞生洒尽了最后一滴血。建国后,盐城又有数百名优秀儿女,或为保卫社会主义的共和国而英勇献身,或为履行神圣韵国际主义义务而捐躯在友邦的国土,或为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而光荣殉职,或为救助他人而牺牲了自己的生命。为祖国和人民的利益而光荣献身的烈士们,将永远活在盐城人民的心中。   


    盐城昔日濒海,先民多以渔、盐为业。唐代,盐城为淮南盐业生产中心,盐城监的盐产量位居全国第二。随着自然环境的变化和社会的发展,农业逐步成为社会经济的主体。民国前期,盐城的农业和工商业曾有一定程度的发展。民主政权建立后,通过减租减息和土地改革,从限制剥削到消灭了封建剥削制度,农业生产力获得了解放。但因日军侵犯和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反人民的内战,经济遭到严重破坏。1949年,全县工农业总产值为4328万元,人均产值只有83 .14元。其中,工业产值627万元,仅占工农业总产值的14.49%。   

    建国后的30多年中,盐城的经济在被战争破坏的基础上逐步恢复和发展。其间,虽有曲折,但仍取得巨大成就。建国初,积极引导农民组织起来,走集体化道路。1955年,掀起农业合作化高潮。全县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到3405个,入社农户占总农户的65.4%。1956年,在初级社基础上建成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641个,入社农户达98%以上,基本完成了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任务。同年初,基本完成对城镇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全县28家私营工业企业,全部参加公私合营或过渡到地方国营企业;4681户商业企业和个体商业户,分别组成公私合营企业29家,合作企业265家,合作小组200个。1958年9月,全县实现人民公社化。同时,对某些工商企业不适当地进行了所有制的升级。1961年起,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对生产关系超越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某些错误作法作了纠正。农村人民公社实行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建立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管理体制。在城市工商业方面,将某些不适当地并入国营企业和供销合作社的集体企业、小商小贩、手工业者,从国营企业和供销合作社划出,建立了较为合理的经营体制和分配形式。“文化大革命”中,在调整生产关系方面又出现一些“左”的做法。某些局部性的问题虽在当时的认识水平上作了纠正,但在总的指导思想方面未能根本解决。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城乡建设发生了历史性变化。1981年,农村普遍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对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也着手进行准备,逐步走上了生产关系基本适应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正确轨道。1982年,全县工农业总产值86999万元,比1949年增长19.1倍;人均产值718.67元,比1949年增长7.64倍。其中,工业产值达到46783万元,占工农业总产值的53 .77%。财政收入6534.6万元,比开始建立县级财政的1953年增长10.8倍。   

    盐城的农业,在封建土地所有制的束缚下,发展相当缓慢。本世纪30年代后期开始,又遭受战争的破坏。1949年,全县粮食总产仅有33062万斤,单产165.4斤;棉花总产10.44万斤,单产18斤;油料总产l61.247万斤,单产130.5斤;农业总产值3701万元,占工农业总产值的85. 51%。建国后,随着农业集体化的发展、水利的兴修和农业科技的推广,农民的生产热情高涨,粮棉产量连年上升。但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期间,由于盲目追求高指标、高速度和片面强调生产关系“一大二公”,刮起了“共产”风、生产瞎指挥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和干部特殊化风,挫伤了农民积极性。加上自然灾害的影响,1960和1961年粮食连续减产。l962年起,逐步纠正了上述错误,农业生产逐步恢复和发展。此后,除棉花产量一度徘徊、多种经营发展较慢以外,粮食生产一直持续上升。80年代初,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更充分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粮棉种植和多种经营都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1982年,全县粮食总产达112305.7万斤,比1949年增长2.4倍;单产785斤,比1949年增长3.7倍。粮食征购入库26744万斤,比1953年增长70 .16%。棉花总产4260.32万斤,比1949年增长407.1倍;单产125斤,比1949年增长5.9倍。油料总产1265.8万斤,比1949年增长6.85倍;单产237斤,比1949年增长81.6%。农业总产值40216万元,比1949年增长9.87倍。      

    盐城原有的工业基础十分薄弱。1949年,全县虽有工业企业30多家,但规模很小,多为手工操作。在1958年的“大跃进”中,掀起了全民大办工业的热潮。当年全县工业企业增加到178个,年总产值达3068万元。但因发展速度过快,1961年起关停并转一批工厂。1965年,全县工业企业虽减至155个,但由于效益的提高,年总产值却增长到4607万元。“文化大革命”期间,工业生产虽受到干扰,但由于广大干部职工的努力,加上农业连年丰收和社、队工业开始有所发展,全县工业产值仍有增长。1978年,全县工业企业发展到1172个,总产值达29195万元,比1965年增长5.34倍。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县工业生产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特别是社、队工业的迅猛发展,使工业生产增添了活力。至1982年,全县工业企业增加到1283个,工业产值达46783万元,比1949年增长73.6倍。其中,社(镇)、队工业产值24677万元,占全县工业总产值的52.74%。全县初步形成以纺织、建材、化工、机械、食品等行业为主体的多门类工业结构,产品达1000多种。其中,出口产品36种,外贸收购额2301.9万元。       

    盐城的商业,民国前期较为繁荣。县城是盐阜地区较大的商品集散地。后因战争破坏,商业衰落,市场萧条。建国后,国营商业、供销合作社商业发展迅速。1956年,完成了对私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但在较长的时期内,由于对商品流通领域统得过多,管得太死,流通渠道不够通畅,市场缺乏活力。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实行改革、开放、搞活的方针,市场逐步活跃。1982年,全县有商业和饮食服务业机构3642个,从业人员19468人。全年社会商品零售额35184万元,比1949年增长22.5倍;农副产品收购额19099万元,比1957年增长9倍;商品出口额2934.65万元,出口商品销往30多个国家和地区。   

    盐城的交通运输业,抗日战争前曾有一定程度的发展,后在战争中遭到严重破坏。建国后,水陆交通均有较大发展。至1982年,境内有公路19条,总里程262公里,其中黑色路面101公里。有八级以上航道44条,总长500.5公里。交通运输业务,大部分由设在境内的省汽车运输公司盐城区公司、盐城地区轮船运输公司、盐城地区水上运输公司经营。县汽车运输公司主要经营农村公共汽车业务,县航运公司主要经营短途客运和货运。公路运输,除有班车通往南京、上海等大城市和苏北一些县城外,县内乡、镇全部通汽车。是年,县汽车运输公司全年客运量380万人次,客运周转量6278.8万人公里;货运量6000吨,货运周转量149. 9万吨公里。全县城乡水路货运总量187.1万吨,货运周转量17267.6万吨公里。其中,县航运公司货运量63,8万吨,占34.1%;货运周转量9442.9万吨公里,占54.7%;乡、镇运输单位经营的货运量123.3万吨,占65.9%;货运周转量7824.7万吨公里,占45.3%。 

    盐城的邮电事业,始办于清末民初。民国前期有所发展,后遭战争破坏。1949年,全县仅有邮路889公里,电报电路5条,长途电话线路2条。县内电话,仅有县城党政机关使用的两条线路和6部电话机。建国后,邮电事业逐步恢复和发展。1982年,境内共有邮电局、所和代办所46个,邮路总长度3542公里;电报电路34条,长途电话电路110条。城市和农村电话机总数,分别为2823部和1886部。

    随着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逐步提高。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告别了“糠菜半年粮”的生活,经济收入有较大增加,温饱问题已基本解决。1982年,人均从集体分配所得的收入为172.07元,比1957年增长4倍。加上家庭副业的收入,增长幅度则更大些。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职工人均年工资589.68元,其中全民所有制职工人均年工资607.77元,比1957年增长7.6%。职工工资的增长幅度虽然不大,但由于就业率高,物价相对稳定,实际生活水平超过工资增长的幅度。   

    


    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内,盐城的社会事业发展缓慢。民国前期,曾一度有所发展,后多遭战争破坏。建国后,随着经济实力逐步增强,各项社会事业也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清末,盐城始有学堂。本世纪30年代,学校的发展速度、规模以及筹措教育经费的数量,曾在苏北诸县中名列第三。日军侵犯盐城后,教育事业一度萎缩。抗日民主政府建立后,在农村根据地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同时对旧教育进行改革,对培养人才发挥了重要作用。建国后,教育事业虽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较大的干扰,但在事业发展规模、入学率、教学条件等方面,均大大超过建国前。至1982年,全县有幼儿园277所,入园幼儿30656人;小学785所(含聋哑学校1所),在校学生173832人;中学106所(其中高中19所),在校学生67913人。此外,还有教师进修学校、卫生进修学校、电视大学各1所,职业学校4所。全县各类教职工10285人,比1949年增长14 .1倍;中、小学在校生共241745人,比1949年增长10.4倍。建国后至1982年,全县为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分别输送新生5492人和2939人,输送飞行员79人。在国内第一批授予博士学位的6人中,就有1名是盐城籍人。   

    盐城的科技事业,萌芽于民国时期。当时有一些有识之士,致力于科学技术知识的宣传,并兴办试验农场,但收效甚微。建国后,人民政府十分重视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1958年,建立科学技术管理机构以后,科技工作逐步形成体系。以后虽经历过一些曲折,但仍有所发展。1982年,全县有县属科研机构2个,各类学会、协会13个,公社科普协会5个。全县具有专业技术职称的科技人员1775人,其中中级职称的141人,初级职称的1634人(其中助理级480人、员级1154人)。建国后,获县以上科技成果奖63项,其中获地区和地区以上科技成果奖36项,地区部门和县科技成果奖27项。县农科所培育的盐籼203水稻品种,被广东、湖南、四川等省引种,作为再生稻品种栽培,取得较大的经济效益。   

    在古代,盐城即出现过一些文化名人和名作。如南宋左丞相陆秀夫等,留下多首脍炙人口的诗篇。清代著名书法家宋曹,不仅创作《草书千字文》等书法作品,还留下《书法约言》等书法理论著作。在近现代,爱国人士宋泽夫、胡启东、周涤钦等人,写过许多忧国忧民、针砭时弊的诗词、散文等佳作。抗日战争时期,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陈毅和文化名人阿英(钱杏邮)等人,在盐城也留下了气壮山河的诗词和其他形式的文艺精品。建国后,群众文艺创作欣欣向荣。许多文艺作品或在省级以上刊物发表,或在省级以上文化场所展出、上演,其中有不少获得不同等级的奖励。小说《小白鸽遇险记》、《暴风雨过后》分别被改编成电影和翻译成外文。城乡文化设施和文化活动项目也不断增加。1982年,县城除地区所办的文化设施外,县办的有文化馆、工人文化宫、少年宫、图书馆、博物馆、新华书店、影剧场等文化机构和活动场所。各乡(镇)均有文化站、影剧场,少数村亦办有影剧场。农村广播基本普及,电视机、收录机等已进入农民家庭。   

    盐城的中医中药业历史久远,清末始有西医。民国前期,卫生事业虽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但由于经济方面的原因和战争的破坏,人民缺医少药的状况相当普遍。建国后,随着经济的发展,卫生设施和医疗卫生人员逐步增加,医疗水平不断提高。1982年,境内除地区办的卫生事业外,有县属医疗卫生机构9个,农村中心卫生院5所,社、镇卫生院22所,县属企事业单位医务室50个,社、镇企业门诊室53个,大队卫生室655个,形成三级医疗保健网。全县有医疗卫生技术人员1953名,每千人有1.61人;病床l586张,每千人有1. 31张。县级医院已能施行心脏二尖瓣狭窄分离、肺叶切除、动脉导管未闭结扎、脾胃静脉吻合、贲门癌切除——空肠间位移植、脑垂体肿瘤切除等技术难度较高的手术,有不少社、镇卫生院能施行上腹部手术。霍乱、天花、鼠疫、黑热病等疾病早已绝迹,疟疾、血丝虫病基本消灭,其他传染病的发病率大幅度下降或得到有效控制,人民的健康水平普遍提高。   

    盐城的体育事业,建国后有较大的发展。学校普遍开设体育课,群众体育活动不断普及。至1982年,全县先后向省级以上运动队输送49名优秀运动员。在全国性比赛中,本籍运动员先后获金牌5枚;在省级比赛中,获金牌40枚。有1人破1项全国少年纪录,16人破20项同龄组纪录;有4人参加过国际比赛,获奖牌2枚。     

    盐城的县城规模,1949年仅2.2平方公里,8000多人;1982年,已达9.2平方公里,计12 .85万人。城市的公共建筑、道路、交通、供电、供水等基础设施,从无到有,从少到多,日趋完善。其中,居民住宅比1949年增加50多倍,人均居住面积5.8平方米。全县集镇合计占地面积,由建国初期的近10平方公里,扩展到19.7平方公里。集镇的公共设施,逐步增加。农村的住房、道路,比建国前有很大改善。居民点遍布全县各地,原有的草房大多改建成瓦房,并出现了一部分楼房,泥泞小道和小木桥基本上为农村大道和钢筋水泥农桥所代替。      

五       
 

    境内建国后30多年的建设成就,为盐城经济和社会发展奠定了一定的物质基础。展望未来,尽管受到矿产资源贫乏、土地人均占有量较少等客观因素的制约,但也具有本身的优势。盐城的农业资源比较丰富,土地肥沃,宜粮宜棉。水利条件的改善,为农业生产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西部地区河网密布,水面广阔,是发展淡水养殖的理想场所。串场河以东地区,土地资源相对较多,植棉历史较长,是县内棉花重点产区;发展蚕桑和以食草动物为主的畜牧业,潜力也很大。盐城的工业已初具规模,固定资产、职工人数、产量产值等已比建国初期成倍增长,技术水平、经营管理水平和职工素质也有很大提高,为工业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与邻近的县相比,盐城的地理位置较为优越,交通、通讯也较方便。通榆公路(204国道)纵贯境内,水路运输四通八达。盐城距离上海、苏州、无锡、常州、镇江、南京等大中城市较近,便于借助其人才、信息、技术等方面的优势,振兴盐城经济。特别是盐城靠近黄海,是苏北沿海的重要城市之一。在改革开放的形势下,利用本地的自然资源和充裕的劳动力,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具有十分广阔的前景。 

    盐城是革命老根据地,盐城人民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在长期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中所形成的坚信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热爱祖国、热爱家乡、不怕困难、勇于开拓等优良品质,必将在盐城人民中进一步发扬光大,成为推动盐城历史发展的重要精神动力。

    盐城人民正在继续谱写自己的历史。在盐城未来的史册上,必将出现既超越古人、也胜于今人的更加光辉灿烂的崭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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