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周耀露，原来叫周乐露。上海人喊周乐露怎么听都像叫“周让路”。做生意不能总给人“让路”撒，于是，我改了名，“耀”一下。不要叫我儒商，我只是个“识字分子”，加起来只念了3年书。不要叫我老板，我只是个挑篾匠担子出身的手艺人。乡亲们叫我“周大胆”。

　　我胆大是不错，可大胆没有大路走不行。小时候胆大吃了大胆的苦，一副扎匠担子挑遍江苏山东浙江上海三省一市，也只能勉强糊口，全部家当只值一百多块。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的大胆才能走上成功的大路。

　　1979年，改革的春风吹到了我的村庄。红沥村里办了金刚砂厂，我被厂里请去跑供销。一方面，在四川、上海、辽宁等地为厂里采购生产金刚砂的原料碳化硅，另一方面，到吉林、黑龙江、广东等地为厂里的产品跑销路。1983年我担任金刚砂厂的厂长，厂子的效益是“芝麻开花节节高”，不仅养活了30几个工人，而且每年上缴村里近2万元。1986年我接手承包了村里连年亏损、资不抵债、濒临倒闭的铸造厂，并且立下军令状，两年时间还掉欠款，第3年上缴村里利润。凭着自己那股不服输的执着，果然兑现了诺言，几年下来不仅还清了厂里的债务，上缴村里提留，还净赚了5万多元。1993年7月，我还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由于跑供销、当厂长，我与上海的联系十分密切。跑上海的次数多了，别人到上海，看到的上海是个花花绿绿的大都市，而我看到的上海却遍布商机，也许上海才是更适合我发展的地方。 1997年初，我经过多少个不眠之夜的思考，摆脱了家庭、亲友的劝阻，毅然辞去被别人认为“得福不觉”的厂长，去上海发展。

　　1998年6月的一天，我无意中翻到一张报纸，上面登了当时一位上海市主要领导的一篇讲话，这位领导在讲话中明确指出，上海要发展，要跟国际接轨，要大力实施美化绿化亮化工程。上海市要在5年之内，把30万棵大树引进上海。也许在别人眼里，这样的消息根本不是什么了不得的大事，但我透过这段文字看到了一个巨大商机，越读越想越激动。对了！搞绿化，有前途。就这一张报纸、一段新闻为我带来了新的产业。

　　当即我跑到上海市园林局咨询，园林局有关部门的人员坦诚相劝：“绿化潜藏着巨大商机，利润空间虽然大，但投入高、技术性强，特别是大树移植，市场风险大。”为此，同行的人推托了，我只有单干。

　　闯市场光凭一腔热情是不行的，不遵循市场规律，不掌握科学的经营管理策略，是要吃苦头的。初入苗木花卉这一行的第一年，由于没有技术，加上缺乏市场信息，不仅没赚到一分钱，还整整亏空了107万元。不少侥幸奢望的人，不仅毁约，而且还逼着我结付工资，支付林场的购苗欠款等。不知有多少个深沉的夜幕，我和妻子在租来的房里、在狭窄的床铺上对坐难眠。妻子整日愁眉苦脸，欲哭无泪，几乎有轻生的念头。而我强压自己的“窘态”，振作精神，对着妻子念念有词：“面包会有的，生活总会好起来的，当初做篾匠，搞小厂，也蚀过本，那时候都能坚持住，能在失败的沉痛教训中，突破四面楚歌的经济困窘，为什么这次不能呢？”。

　　100多万元的负债没有将我吓倒。如果当时退下来，亏空这么多钱咋办？是的，“开弓没有回头箭”。只能进，不能退，昂贵的学费不能白交！哪里跌倒了，我还要在哪里爬起来。

　　这笔高昂的学费没有白交。为了联系业务，掌握第一手的信息资料，我就靠着两条腿到处跑，曾经46天跑坏过4双布鞋。一路上，爬山涉水、风餐露宿，有时候夜宿深山老林，听着远处山谷里野狼嚎叫，那种恐惧，至今还像放电影一样一幕一幕在头脑里映现。乘飞机、坐火车、骑自行车，走羊肠小道，涉沼泽湖泊，爬雪山沙丘，攀山峰屏障，跑苗圃，看山林，为的是踏遍青山选好苗。每到一处，我都用随身携带的“傻瓜”照相机，收集资料。有一次，到浙江嘉兴去调一批香樟，还差点儿把命搭上了。当时一个村民挖出来的苗木不符合要求，我要他退回去，但当地村民说什么也不承认。装车时，我在下面要把树往下拽，装车的人就拼命往车上拉，结果树从车上掉下来，我眼疾身快，侧身让了过去，但大树的枝条还是将我狠狠地绊倒。那棵树足有半吨重，真砸到身上，不死也得瘫痪，后果不堪设想。我到处跑苗看苗，走到哪儿就把自己看到的一些珍贵的、有价值的苗木拍成照片。几年下来，胶卷用去了上千卷，洗出来的照片资料足有一人高。功夫不负有心人。目前，全国香樟等名贵苗木的分布种植情况我是一清二楚，如数家珍，也积累了丰富的专业实用技术。我一边跑业务，一边潜心学习钻研园艺知识，向当地的农民、知名林业专家请教各种苗木的生长习性，学到了许多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很快，我就成为经营苗木、培植苗木的行家里手。并聘用上海和盐城等地的园林绿化专家作为公司技术顾问。也养成了吃苦和务实的作风。不管生意大小，选苗和调苗我都亲自到场。

上海人叫我“周大树”

　　上海浦东的世纪公园占地140公顷，是国内最大的生态公园，也是亚洲第二大公园。1998年10月初，为了配合1999年元旦开园庆典，公园建设指挥部决定，在公园内赶种2000株香樟。由于10月份早已过了香樟栽植的最佳时机，而且那年冬天，上海天气特别冷，这时候栽种香樟，成活率非常低，风险很大，公园指挥部与上海的好几家园林绿化单位进行联系，但没有一家肯接受。这时候，我站出来大胆地接受了这一任务。针对气温低的情况，我和有关专家共同研究了特殊的技术处理方案，采取了独特的保温措施，做好选苗、运苗等工序，按图纸要求，把2000株香樟在园内星罗棋布的栽植完毕。为世纪公园的开园庆典起到了锦上添花、画龙点睛的预定效果，赢得了上海公众的好评。

　　2000年5月，公园指挥部组织专家对这批栽植的香樟进行了验收，结果成活率达98%。8月份，某国家领导人在上海市负责同志陪同下，参观“世纪”公园，对园中央那株叶茂枝繁的参天银杏树十分赞赏，当听到园管人员的介绍：“据考证，此树主茎高11.3米，主干直径46.6厘米，已有136年历史……”喜称那“参天”银杏为“定园树”。可他不知道“定园树”原来还是位“移民”，是位外省来的“农民工”！为了那棵“定园树”，我跑了好多地方，最后在云南某山脚的原始茶园发现，运至上海移栽基地。为了那株“定园树”，我在山上转了十几天，衣服被雌牙咧嘴的磷石磨破；脚上的鞋踏破后，向当地农民先后买了3双解放鞋。外国领导人参观“世纪公园”的盛况，上海有关媒体的连续播报，使我的“路路公司”名声自此在上海园艺界被叫响，上海一些业内专家、同行戏称我是“周大树”。

市委副书记、市长李强视察路路绿化公司绿化基地时，与周耀露（右一）亲切交谈。

我称自己“周大路”

　　“路路”从此上大路。先后承接了上海共和新路、西藏北路、外环高速公路、黄浦江绿化带、浦东世纪大道、上海科技城、上海市政府165绿化工程、虹桥国际机场、闸北小区等绿化工程，包括造型、造景，总面积超2万亩。由于绿化工程业务越趋红火，带动了绿化养护、环卫保洁、疏通下水道等工程的发展。仅环卫保洁，目前已遍布浦东新区的塘桥、南码头洋径、金桥、周家渡等街道200多条道路的日常清扫保洁，总面积达600多万平方米；“路路”与浦东某街道办事处合资、双方共投资1400万元建成374个摊位，这两项就安排了家乡和城市的下岗职工1500多人再就业，人均月工资1000元。

　　路路公司蓬勃发展，又促使我创立了洛阳、盐城两个景观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在北京成立了上海“路路”公司办事处，也分别早于同期进入良性运作阶段。洛阳公司首次在郑州“二七”区绿化工程、驻马店高速公路绿化工程，工程系数优化率均超标，北京办事处、永定河两岸的绿化带工程首战告捷。

　　红沥村有个孤儿叫周红军，总缠着我，在企业想谋个事干。我问他：“你扛不动，搬不动，又没多少墨水，能干啥”？小周却说：“我年纪轻、坐得住，有钻研精神”。“那你就试试吧”！周红军来到上海路路绿化公司学习园艺技术，拜园林绿化界的专家学者为师，他背着一架傻瓜机，到处跑苗看苗，走到哪就把自己看到的一些珍贵的有价值的苗木拍成照片。经过几年的竭力培养，周红军从一名普通的农民成长为一名园林绿化高级主管。

　　“每个人都是资源，都有他合适的岗位，领导者要善于发现。”我在开会时讲，我们路路公司发展得很快，但决不能满足现状。因为你快，人家比你还快。我还经常对各部门主管讲，中层干部应该做什么？首先要有战无不胜的勇气，其次，是想办法调动员工的战无不胜的士气，再次是想办法去提高公司10%到20%的经济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