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无锡，惠山脚下映山湖的一侧，一颗被雷击过了的树，让我深深为之震撼。

　　它倔强的立在那里，主杆被雷所劈，只剩下了焦枯的半片；绿色的梦已被粉碎，但它的根仍深深地埋在那泥土里。它在默默的思索，咀嚼着那一次的雷火，以不甘自废的坚毅，用尽了生命的力量，把身后一片芽叶萌出。

　　树的旁边，立着一个小牌牌，上面写着：玉兰，又名白玉兰，望春花。我国川、陕、鄂、豫、皖、江、浙等省均有野生，为兰花科乔木，树干挺拔，叶片宽大，花硕大盖顶，形态优美，香气袭人……此树踞今已有380余年，是活着的文物。老树曾遭雷击，老树边遗存的小枝，年年花开满树，为锡惠公园一宝。

　　其实，有无这样的介绍，对每一位前来的游客，已不重要了。眼前的情景，已经让人一目了然。于无声处，正在弹奏着的一曲生生不息的生命乐章。

　　一棵被雷击的树，但，望春，仍是它永恒的属性。超越苦难，生生不息，又恢复了它生命的原态。

　　一切生命皆是如此。如同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个人，如何面对生命中的打击，以怎样一种姿态，去迎接一次次的生命被摧残的考验——劫后余生，顽强地挺立；扬起生活的风帆，继续远航，坚韧与豁达，这便是做人的大境界。

　　由此，我想起了一位史学宗师，现代学术界仰慕的泰山北斗陈寅恪先生。

　　陈寅恪先生认识现代各国文字，对国内的满、蒙、藏、维吾尔文，还有已经“死亡”了的如西夏文等，也无不通晓。先生一生研究范围甚广，对宗教史、西域民族史、蒙古史、语言学、魏晋南北朝史、随唐史、古典文学、史学方法等方面，都贡献卓著。

　　就是这样一位大师，如同这一棵被雷击的树，一生中，却劫难不断。

　　先生做学问的方法与众不同，他在博览群书的时候，习惯顺手把有关资料，以及自己的考证、注释、心得，写在主要书籍的书眉上。久而久之，这些书籍就成了他的笔记与资料库，一旦时机成熟，稍加整理，一本本学术专著就问世了。

　　然而，在那动荡的年月，丢失书籍的意外，却一次次接连地发生。先是1937年日寇侵占北平，清华南迁，又恰逢先生料理父亲丧事举家离京，离京时他将一批重要的书籍装进书箱，托人寄往长沙，结果被一场大火所焚，一本无存。接着1940年暑假，先生赴港探亲并等船应英国牛津大学之聘，结果二战爆发未能成行，困居香港一段时间返回内地，途中又有两木箱的珍贵书籍遭窃，使多年的心血付之东流，这一次的打击令先生的精神几乎崩溃。再后来，1955年越南华侨彭禹铭写信告诉先生，说他在海防旧肆买到当年被盗窃的两册《新五代史》批注本，准备寄给他。先生听了十分高兴，但后来的消息让他大失所望，当时的越南政府不准书籍出口，之后彭家又遭兵火，就连这两本书也未逃过劫难。书籍丢失，资料散佚，只能“姑就一时理解记忆之所及”，草率成“稿”不敢曰“书”。

　　先生于人生壮年，一只眼睛就出了问题。到了1944年，另一只眼睛也不行了，虽及时做了手术却丝毫没有效果。等到抗战胜利，他强扶衰病前往伦敦，可惜已为庸医所误，视网膜皱在了一起，复明全无希望。先生的最后二十年，双目失明，寄命岭南，不甘自废，凭着原先的饱学博闻，在学校领导配给他的一名助手帮助下，继续教书著述，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先生一直在为中大历史系高年级的学生讲授两晋南北朝史、随唐史、元白诗证史等课程。对于这些课，他都有大量的成果问世，讲课的内容早已滚瓜烂熟了，但他仍坚持认真重新备课，不因为自己双目失明、精力不济和已讲过多少遍而有所放松。由于他行动不便，学校让学生到他的宿舍听课，人多时连走廊也成了课堂。

　　季羡林，就曾多次听过他的课，他回忆陈寅恪先生讲课时分析细入毫发，如剥蕉叶，愈剥愈细愈剥愈深，仿佛引导我们走在山阴道上，盘旋曲折，山重水复，柳岸花明，最终豁然开朗，把我们引上阳关大道。他渊博的学识从他口中说出来，化着万斛晶莹的水珠，滋润着学生的心田。

　　以残疾之躯，撑起了身后的一片绿荫。一个奔腾澎湃的灵魂，塑造出一种坚忍不拔，生生不息的生命姿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