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常常想起那些已经久远了的农具，心里总有一份沉重。

　　中国，地球上的人口第一大国，也是第一农业大国。五千年的华夏文明，其实是五千年的农业文明。

　　那些古老甚至是原始的农具，滋养着我们这个民族，使之得以生存和繁衍……

碓

　　梁衡先生说，民以食为天，这人之第一需要的米面就这样从两块石头的磨擦挤压中生产出来，支撑着一代又一代的生命。（《人与石头的厮磨》2003年12期《中国作家》）

　　九岁时，我在外婆家读书。一个个的晨曦里，外婆请人来舂米，都是我陪着她起早摸黑。于是，我从小就知道了舂米是怎么一回事。

　　我听外婆说过，从她记事起，她听她的爷爷奶奶讲，很久很久以前，祖祖辈辈就是用石臼来舂米，用石磨来磨面粉。

　　然而，到底是什么时候我们才告别了用石臼来舂米？

　　到十七世纪中叶，西方新动力和机械化生产才得以出现；就我们这里，我查看《县志》才了解到：  1917 年，我们这里的一个县才有了一台庞然大物的那种汽轮机，才创办了全县唯一的小型机米厂。 1950  年左右，这里的大集镇才陆续办起了米厂。这就是说，我们这个地区的农村老百姓，以石为具加工粮食，比起西半球又推迟了三百多年。

　　我还记得，外婆家庄子西头的一棵老槐树下，一段土墙旁边，有一口大石臼，庄子上的人称它“大碓臼”，是专门用来舂稻米用的。一个庄子的近二十户人家，一年四季的口粮，都靠它来完成，可以说是使命不凡，责任重大，非它莫属，而且是若干年如一日。即便有一二户人家，也有用一种叫砻的工具来加工粮食，但是拉出来的只是糙米，很糙很糙的米。到头来，还得要用大碓臼再舂一二遍，这个时候才叫熟米。
另外，庄子上有两户姓邢的人家，各有一口“小碓”，那只是过年舂糯米粉用的。只适用于加工细粮，且加工量小。同时，加工面粉除了“小碓”，还有石磨，也堪当此任。不像舂米，大碓臼是那时侯的唯一。当然，用“小碓”舂出来的糯米粉，比石磨磨的粉要细，要粘得多。那充其量也只不过是一种“讲究”罢了。
舂米，谈不上什么工艺，过程也并不复杂，但绝对是个力气活。一口臼，用一块大整石慢慢凿成。它形同一只巨大的酒盅，臼口的直径不小于  70 ~ 80 公分。一只大的石臼，一般要四个人才能抬得动它。臼内凿有锣纹，臼的身子须埋在地下，臼口露出地面，四周用破陶瓷缸片贴平，以便于清扫。在臼的上面，架着用一棵大树段做成的“碓身”，“碓”的头部下面有杆杵，杵的嘴子上按了铁牙。“碓”肚的中部，两边有支撑翘动的横杆，就像玩杂技的“翘翘板”中间支撑那玩意儿，“碓”尾部的地下挖一个深坑，当把重心移到“碓”尾并将其向坑里踩压下去，“碓”头即抬了起来，然后舂下去，抬起来，再舂下去，就这样机械地重复，便是舂米。碓臼上面横着一根木杆或竹杆，供舂米的人扶手。熟悉的老手，有时会连续不断跑跳着舂了起来；有的还在“碓”头上绑块石头加重，舂起来更有力。这样的舂法，用了巧力，加快了速度，也有利于提高加工质量，《太平御览》就曾有记载：“后世加巧，因延力借身重以践碓，而利十倍。”（《太平御览》卷七六二引桓谭《新论》）但一臼米舂下来，人早已经汗流浃背。所以，舂米是男人们的活，而且一定是很有气力的强汉子才能够胜任。

　　一麻袋稻子，过半夜起来，一直要舂到东方泛出鱼肚白。那个时候，农村男人们白天要下田做活，舂米必须乘早，在未下田干活之前。舂出第一遍的米是糙米，先去了稻壳。去稻壳有两种办法，如果能借到风斗，只要把糙米倒在风斗的斗子里，摇出风来，米就会从风斗下面的漏槽里流出来，稻壳随风吹到一边。有的干脆就拿到外面在风头里去扬，用一小巴斗（柳枝编成的容器）把盛着的糙米举过头，一点点的慢慢倒下来，借助自然风把稻壳扬开。然后，还要再舂上一到二遍；再然后，才用筛子、簸箕精加工------然而，这只是舂米的尾声了，不属于舂米过程中的那种最激昂、最紧张、最精彩的部分。
小时候，我一听说要舂米，高兴得差点就要笑出声来。因为，只要是舂米的那天，外婆准给我煮顿干饭吃。那时候，多数人家正常是二或三顿稀，而且要把萝卜缨子和茨菇茎加在少量的米里，煮稀饭吃。
缺吃少穿的童年，舂米常常是在我的梦里。

风车水车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末，在苏北里下河地区一片片广袤的田野上，风车、水车是不可缺少的一种标志物。
说起电影《柳堡的故事》，一首在中国传唱了半个世纪的《九九艳阳天》：“风车那个风车，伊呀呀的转哪------”就会浮现在耳畔。这部电影当年就在苏北盐城拍摄，是描写新四军在盐城革命老区浴血奋战的故事，电影里以大量的镜头展现了风车转动的帆影。风车，是这一地区很独特的美丽景观。

　　建国前后，发生在农村的一场“土地改革”运动中，农民在分土地的同时，也分到了如风车水车和船、牛等大型的生产资料。从此，农民的生活赋予了新的意义，对风车水车也有了更深厚的情感------风车，又成了这段历史的一个见证。

　　风车与人合作，助人生存，人与车是有情感的。在农家人的感情里，对风车，有希望、有呵护，也时有烦恼和冷淡。

　　一部八桅蓬帆的风车能灌溉百十来亩地，一部六篙蓬布的洋风车能灌溉三四十亩地。大凡每年的春天，都要搞一次“树风车”的祭祀活动，祈祷“风调雨顺”，祈祷是虔诚的，是发自内心的，希望能够带来丰收的喜悦；入冬农闲时，又要把桅、轴、槽桶等大件收藏到屋檐下遮盖好，来年还要修补、加油、养护好以备再用，呵护里有了回报之情；风车在农村随处可见，但不为一家所有；有属几家所有的，也不是家家都能够搭得上份。几家合用一部风车，风车口的属一节田，再后面就依次排列为二、三、四节田，一直排在最后的叫尾子田。一旦到了大忙，家家等水耙田插秧，生怕因为争水的矛盾引起友邻不和，而产生不必要的烦恼；然而，风车能灌却不能排，如遇上发大水，人们就把它丢在了一边，对它以暂时的“冷淡”。

　　所以，在我们这里使用一种脚踩的水车比较普遍。四个人踏一部水车，搭一根扶手横木，露着古铜色的臂膀，头上扎根毛巾，或戴顶草帽，像威猛的骑士。双脚踩在跨轴的车拐上，一脚踩一拐，须脚脚踩实，一步不停。也有两部车同时排在一起车水的，那是一种比赛的形式，俗称叫踏大车。踏大车，用竹篾子做成的“线轴子”计时，挂在车轴的一头的顶端，随车轴一起转动。一根线，从“线轴子”里边一根轴绕到另一根轴上，绕完为“一线”。并以大锣大鼓助威，也有一边踏车，一边唱着号子，那种激烈的竞赛场面，让人振奋，非常过瘾。当竞赛到了高潮，锣鼓一阵紧一阵，四人的双脚在车轴上腾飞，槽桶口水花飞溅，犹如乌龙戏水。整个车水的过程，车轴飞转，由一块块拂板把水捋上来，涓涓细流再源源不断地奔向田块，直至每棵秧苗的四周，这种力量的延续，都源于车上四个人的一股劲。有时“一线”下来换一班人，有的连续“两三线”也不换人。人，只有在两种情况下，一是在快乐和愉悦中，二是在经受痛苦煎熬的时候，往往能够释放出无穷的耐力和巨大的爆发力。前者是因为激奋，后者则是为了生存。

　　我与风车，同样有某种情感的联系，并且始终留在我的记忆中。

　　办公社大食堂时，各家各户自己家里烧不起饭来，而大人们又都被“大干快上”淹没在田间里、场头边，全家的一日三餐就由我负责。每天中午和晚上放学，用一只小木桶（提水用的），拿着饭票，从食堂里打饭回家吃。一天，我从食堂打了一桶麦糁子粥，带着弟妹几个一同放学回家，路上风大雨大，走到必须经过的河边那部八道樯的大风车跟前，眼看飞转着的棚帆似乎就要甩着我们几个了，我一个踉跄，一桶麦糁子粥洒得只剩下了小半桶。晚上，全家人围着那小半桶粥，半饱拉饥凑合了这一顿饭。我清楚地记得，实际上那顿饭祖父母和父母亲根本就未吃，他们在自己碗里盛了一点，又三下五除二地分到了我们的碗里。这事，至今我都忘不了。

　　我也曾经有过与风车亲近的一段日子。1965年，我在供销社的一个站上负责销售农业生产资料，时时会触摸风车上那些零部件，喊唱着它们的名字，盘点着数字，整天与它们厮磨在一起。至今，我都能背得出来那些部件的名称来。最近，抢救民俗文化，偶尔看到了一二个复制品，虽不可以称之为赝品，但也只能说大致相象。如果讲实用，恐怕是另一回事了。风车，多少年来是我心中难以割舍的情结。
到荷兰，在阿姆斯特丹郊区的风车村，我看到了一座座欧式的洋风车，风车下面还盖了绿色铁皮屋顶的房子。这些“洋风车”已不再年轻，年龄最小的也有一二百岁，老态龙钟了，但依然固守那里——接受着大自然的恩赐。人们仍用它作为动力，来加工食品，加工举世闻名的艺术珍藏品——木鞋。由此而引起了我故乡风车的眷念，它们也曾有过辉煌，但现在我只能对如今已经遥远的它说声再见了。

木筘

　　 我与“老范头”认识并有一段情感，真正是缘于一把木筘。

　　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在苏北农村，几乎是家家户户都有一把编织草包的木筘。一种以稻草为原料，编织草帘子和草包的工具。六七十年代曾经是农村就地取材，简便易行，老少相宜的家庭副业项目之一。

　　文化大革命前，我在农村供销社一个站上工作，在一次送货下乡中认识了他。那时候农民生活比较困难，购买生活日用品，大多用自己家里养的两三只鸡生的鸡蛋来换。“老范头”与别人不同，他挑来了两大捆草包，以此来换一点油、盐、火柴和肥皂这四样生活必须品。按说，这是可以的。可我每次送货下乡，印象最深的是每当我的送货担子一到，他已站在了人圈的外面，两捆草包排放在面前，那种木然伫立的样子，给人一种酸楚。

　　 那年的夏天，近一个月的连续阴雨，大水淹没了农田。公社里布置排涝，要供销社组织一批草包，闭闸口、筑圩子。盘算了站里库存的草包不够数，就发动大家分头出去找。我一下子就想到了他。按照熟人的指点，冒着一天的大雨，我们摸到了离村庄约三四里路孤头舍上的一户人家，三间土墙草屋一间草棚，这就是老范头的家。当我直接向他说明了来意，他二话没说，就把我们领进大屋去搬草包。帐还没有算完，他就已经帮助我同来的另一个人把草包全部装到船上去了。那一天风大雨大，他站在岸上一看就知道我们根本不是弄船的料，就急忙向我招了招手，抬脚一跳到了船上，接过了船篙，一直把我们送到了供销站。我看着“一个钱要掰成两个钱用”的这样一个农民，大约五十岁的年纪，看上去有些见老，那张爬满了皱纹的脸，雨水不停地沿眉宇间的那几道嵌缝朝腭下流淌。看着他浑身上下已经湿透，我脱下雨衣几次给他披上都被拒绝了。那情那景至今仍在我的脑海里。

　　然而，时过十年，恰恰因为那把木筘，竟又让我们俩闹了一次不愉快。

　　那是一个使人感觉窒息的年代。当时公社领导要我编排一个所谓“批判唯生产力论”的文艺节目。我从报刊杂志某一篇文章得到了启示，就用了老范头的那把木筘作道具，编排一出小淮剧，内容是生产队女队长痛诉用“木筘”干私活，导致人的思想偏离了“纲”和“线”的“罪状”，意在宣传大力“割资本主义尾巴”，纯属牵强附会。没有料到，那天节目刚演完，老范头就冲到了后台，脸上气得铁青，一把抢过木筘就跨出了门，我急忙跟了出去，他却不理不睬径自走了。

　　后来，他们村里的人告诉我，说那木筘是他的命根子，你拿它搞这玩意，他能不跟你发急？

　　这时候我才知道，他老伴十多年来一直病卧在床，生活基本不能自理，光每年的医药费就是一笔不小的开支。那个年代，田是集体的，人是集体的，他和儿子在田里累死累活地干，但到了年终，队房墙上公布他家始终是个“透支户”，连口粮也拿不全。这些年下来又添了三口人，他仍靠的是那把木筘，织草包、编草帘，替人泥墙修屋、搭猪圈，换些小钱买黑市粮度日，为老伴买药治病。“老范头”靠什么支撑这个家？他离不开那一把木筘。

　　不过，我们很快就冰释前嫌了。那次演出后不久，我找到他家向他表示了歉意，他笑了笑，什么也没说。当时我真的有些自惭形秽，为了不再尴尬，又连忙说，这回我可要好好看看你那把功勋卓著的木筘了。于是，他就和我一起坐到了织机前，一边织着草包，一边简短地答着我的话。因为他属于那种习惯沉默，言语不多的人。再说那是个织机，其实就是用树棍子做成的一个织草包的架子，不过核心的部件仍要数那把木筘。架子上绷着十二根经子的稻草绳，按序穿在木筘一对一交错排列的洞眼里，草料为石滚碾熟了的齐头子稻草，梭子是一根约一米长的竹片做成，两头削了个叉口，夹着草料穿梭于交错的经绳之间，添进草抽出竹片，再用木筘把草压实。就这样，靠木筘的手把子一上一下角度的变化，带动经绳交叉移动，每个移动的间隙再用竹片梭子添草。类似于织布一样的重复动作，草包片就会不断地织长。像他这样的快手，也就一两支烟的功夫，一个草包就织成了。他所织的草包，不仅添草匀、压得紧、边子齐，外观好看，而且草料滚得熟，他织的草包比起别人的既绵软又结实。虽谈不上织成的锦缎那样美，但至少也能算得上一件精美的手工制品。

　　之后，我工作变动，尽管还在本县，但离了他那个村、那个镇，联系也少了。  上个世纪末，我曾向熟人打听“老范头”的情况，有人告诉我，他现在八十多了，儿孙满堂，生活好了，还盖了三层新楼房。那把木筘成了新房里的古董。

　　他的后代——新一代农民，又在用一种全新的方式编织自己的人生。